读书 陈晓明：重绘杨绛的文化肖像，把“杨绛”

▲1934年，杨绛与钱锺书在北平

杨绛先生深受一大批文艺青年热爱，她早已是一种文化象征，一种精神规格，一种历史仅有的存留。2016年暮春，杨绛先生与世长辞。新闻媒体一时喧嚣，纷纷聚焦这位百岁老人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定义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我想，这是有偏颇的——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杨绛首先是一位具有贯通意义的中国文学家。说她“贯通”，不只因为她的生命穿越了20世纪，更因为她的创作贯通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贯通了戏剧、小说、散文等多重文体。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学史中定位杨绛？这是极具挑战性的学术命题。事实上，杨绛的创作始终游离于20世纪文学史主潮，她恪守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有意身披“隐身衣”，与波诡云谲的中国现代史（也包括文学史）保持着适度的观视距离。当然，也只有如此，她才能完成那辩证而有情的“观世”“察幾”。

如此说来，吕约的博士论文《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以下简称《喜智与悲智》）可谓迎难而上，毕竟，这是学术史上第一篇对杨绛创作进行有系统的总体性述评的博士论文，她要处理的文本对象是九卷本的《杨绛全集》。对她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学术历险。若没有对杨绛文学生命足够的情感认同，她的研究恐怕是不能完成的；反过来说，文学研究者最大的幸福，大概正是与研究对象的情感共振。幸运的是，吕约在杨绛那里找到了共振的主脉，或者说，她在杨绛先生的那些文字中找到了自己。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

吕 约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出版

基于女性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吕约首先将杨绛的创作特征总结为“智性”，这是准确的，也是杨绛与萧红、张爱玲、丁玲等女作家的本质区别。然而，杨绛的“智性”却又是有温度、有关怀的，那不是纯然的客观理性，而是理性对感性冲淡中和后的动态平衡。由此，吕约将“智性”推进为“喜智”与“悲智”，她试图用这组情感辩证法来诠释杨绛，并还原文学研究的某种“感性”。我想，文学研究者不时流露出的些许“感性”总是很可爱的，如果这世上还有一门学问渴望用文字本身来打动人心，恐怕就是文学批评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与学科化，使得我们越来越对“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羞于启齿，然而，任何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写到最后，到了图穷匕见之时，依凭的还是研究者最初的感性，是谓“不忘初心”。

“悲智”是个很有些感性的词，它本是一个佛教术语，钱锺书先生用它来评价王国维的诗：“比兴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胜义，是治西洋哲学人本色语。”所谓“悲智”，就是表现悲剧意识的智慧，然而根据情感辩证法的规律，“悲”与“喜”本就相反相成，故“悲智”又可转化为“喜智”。沃尔波尔曾说：“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杨绛整个文学生命都在参悟“喜剧”与“悲剧”的奥秘，而她最重要的文学译著，正是用喜剧精神表达悲剧内涵的《堂吉诃德》。为什么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如此热爱堂吉诃德？我想，是因为他的理想主义精神与乌托邦冲动确证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我们甚至可以说，堂吉诃德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肖像，当然，也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堂吉诃德可以成为理解杨绛文学生命的有效注脚吗？钱理群先生在《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中指出，经历20世纪风云变幻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着一种精神困境——“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遭到冲击，哈姆雷特式的怀疑主义遭到威胁的双重危机”。想想看，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辩证关系，或许正对应着杨绛的“喜智”与“悲智”？然而，杨绛却说，她不是堂吉诃德，也不是幻觉中的英雄。她不仅和20世纪的历史巨变保持着距离，更与“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保持着距离，这是她的独特之处。

把握杨绛的独特之处，并不意味着将《喜智与悲智》做成孤立的个案研究，这个议题必须回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与精神蜕变上，这也是我对《喜智与悲智》的核心期待。对中国文学史而言，杨绛的文学形象是相对稳健的，她总是以自我之“常”来对抗时代之“变”，而作为研究者的吕约再度发掘了杨绛的“常”中之“变”。这一正一反的两重“变”数，打开了杨绛的阐释空间。屡遭苦难，杨绛何以安之若素？可以想见的是，其内心必存在一种强大而有效的自我情感转化机制：有“变”才能“通”，悲喜之间方见豁达，这自然是杨绛先生的智慧；而对于这种情感转化机制的准确捕捉，则更是研究者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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