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图书事业发展情况如何？明朝的图书输出对

中国的图书事业起步早，发展迅速，东汉时期蔡伦已经改良了造纸术，在宋朝的时候又诞生了活字印刷术。这些先进的发明大大助力了我国的图书事业的发展。

众多史学家认为，明朝的图书事业比较前代来说有重大的飞跃，无论是印装、收藏还是编目都在中国的文化事业上取得了瞩目成就，而明朝的图书事业究竟是什么样呢？

明朝初年，由于经历了对文化事业的经营不善以及元末各方势力的战乱，各项事业凋零，图书事业也是百废待兴。据明人回忆：“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以此可见一斑。

到了洪武年间，明朝开始了恢复科举以为国家选拔人才，此时的明朝图书事业开始得到恢复。当时的图书多是以印刷与考试相关的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内容。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封建经济进入了一个繁荣稳定的时期，明初所只刊印儒学经典情况便不符合实际需要了。于是大量的关于农学，医学等实用类书籍也大量地刊登出来。

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的出现，市民阶层的兴起，世情小说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明朝图书事业的发展，《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不朽之作皆在当时诞生。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刊印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插图，如建安余氏双峰堂就以刊印精图小说而出名。同时由于印刷工艺的改进促使印刷价格的降低，掀起了一阵私人刻书的风潮。

史籍记载“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由此可见私人刻书事业之发达。不仅于此，前朝历代的文献资料也大规模地被刊印，如唐传奇，宋版本等等。可以说，明朝的图书事业对于保护中华民族的文脉，促进中华文化的延续起到了极其大的保护作用。

明朝的刻书事业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态势，即无地不在刻书。即使在古代用于流放犯人的海南岛，也存在着刻书。比起宋金时期刻书中心主要是集中在河南开封、山西平阳、四川成都，明朝的刻书中心更加地广泛，新兴的刻书中心有南京、北京、苏州、徽州、南京等地。据《古今书刻》记载，仅在苏州府的刻书都有176种，南京的刻书有274种。这些都还是不完全统计，数目都已经是非常的巨大了。

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也写到“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通过文字，尽管时隔百年之久，明代刻书业的繁盛我们仍能窥见一斑。其中，由于经济发展，工艺不同的原因，不同的地区刻书的质量也各不相同，其中公认的刻书最为精美的地方是苏州、南京。明朝人谢肇猘指出“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我们现在看到的如《孙樵集》《格致丛书》等都是当时的精品。

明朝的图书收藏的主体无外乎来自宫廷和民间。明朝的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虽然出身草莽，文化教育水平不高，但他对图书文化事业极为上心。洪武元年，徐达北伐元大都，朱元璋专门嘱咐徐达“收其秘阁所藏图书典籍，致之南京。”明朝接收了元朝所藏的宋辽金三朝图书，并以此作为官方图书收藏业的基础。与此同时，明朝官方还向民间求购图书。如建文朝时“建文即位，犹急儒修，购遗书，申久典，日惟汲汲不遑逸。”

永乐皇帝虽然文化程度也不高，但也明白“凡人积金玉以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力岂有穷时”的道理，故“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随着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明朝的宫廷藏书中心也随之北移。在明宣宗时期，宫廷藏书业达到了顶峰时期。史称“是时密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宋元所遗，无不精美。”由此也可以看出明代的宫廷藏书业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质量也十分精美，是难能可贵的文化盛事。

可物有盛极必衰。宫廷藏书业的下坡路以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的宫廷大火为起始。史料称这一场大火烧光了宋元以来的所有藏书。但明英宗并没有引起重视，既没有及时补救，也没有派人去民间查访。此后明朝历代君主都没有对图书事业上心。就如中兴令主明孝宗，在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大学士丘濬就指出“数十年来，在内未闻考校，在外未闻购求”，并提出建议“或有缺本，则行各直省访求，有者，借官抄录，以增未备。”遗憾的是，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施行。

在嘉靖年间，再次有大臣提出建议去民间访求藏书，也是遭到皇帝的拒绝。此后，国家藏书业愈发走下坡路，并且出现了大臣私拿国家藏书的情况。“假借者，往往不归原至帙。”在万历三十三年，明朝宫廷藏书进行过一次大的整理，参与整理的官员无奈地说，比起宣德年间的藏书，已经是“十不存一”。沈德符也在《万历野获编》中辛辣地讽刺““更数十年，文渊阁当化为结绳之世矣！”到了晚明之际，由于战乱频繁，宫廷藏书更是进一步地流失，到清朝康熙年间，明朝官方藏书已是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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