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应当如何读书？

徐复观（1904-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决心去政从学。其为学不喜形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徐复观为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台港澳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政论家。

在二千四百多年以前，子路已经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在今日，读书在整个为学中所占的分量，当然更见减轻。可是，读书固然不是为学的唯一手段，但世间决没有不读书而会做出学问，尤其是在大学里的文科学生。所以对于青年学生而言，“应当如何读书”，依然不失为重要的发问。

我是读书毫无成绩的人，所以只有失败的经验，决无成功的经验。但从失败的经验中所得的教训，有时比从成功的经验中所得的，或更为深切。同时从民国三十六年办《学原》起，在整整的十二年中，读过各个方面、各种程度的许多投稿，也常由作者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而联想到各人读书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引起不少的感想。这便是不足言勇的败军之将，还敢提出此一问题的原因。

《学原》

不过，我得先声明一下：我的话，是向着有诚意读书的青年学生而说的。所谓有诚意读书，是恳切希望由读书而打开学问之门，因而想得到一部分的真实知识。若不先假定有这样的一个起点，则横说竖说，都是多事、白费。

首先，我想提出三点来加以澄清：

第一，读书的心情，既不同于玩古董，也不同于看电影。玩古董，便首先求其古；看电影，便首先求其新。仅在古与新上去作计较，这只是出于消遣的心情，若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研究，则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不论是观念上的问题，或是事实上的问题。问题有古的，有新的，也有由古到新的，问题的本身便是一种有机性的结构。研究者通过书本子以钻进问题中去以后，只知道随着其有机性的演进而演进，在什么地方安放得上古与新的争论、计较？

第二，“读书应顺着各人的兴趣去发展”的原则，我认为不应当应用到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上面。一个人的兴趣，不仅须要培养，并且须要发现。人从生下来知道玩玩具的时候起，因生活接触面的扩大，每个人的兴趣，实际是在不断地变更修正。就求知识的兴趣来说，大学各院系的必修课程，正是让学生发现自己真兴趣的资具。假定一走进大学的门，便存心认为哪一门功课是合于我的兴趣，哪一门却是不合的，这便好像乡下人只坐过板凳，就认定自己坐的兴趣只是板凳一样。就我年来的观察所得，觉得真正用功的大学生，到了四年级，才能渐渐发现自己真正兴趣之所在。凡在功课上，过早限定了自己兴趣的学生，不是局量狭小，便是心气粗浮，当然会影响到将来的成就、何况各种专门知识，常须在许多相关的知识中，才能确定其地位与方向，并保持其发展上的平衡。所以认真读书的大学生，对大学的必修课程，都应认真地学习；并且课外阅读，也应当以各课程为基点而辐射出去。对于重要的，多辐射出一点；其次的，少辐射或只守住基点。随意翻阅，那是为了消磨时间，不算得读书。

第三，一说到读书，便会想到读书的方法；不错，方法决定一切，但我得提醒大家，好的方法，只能保证不浪费工力，并不能代替工力。并且任何人所提出的读书方法，和科学实验室中的操作手续，性格并不完全相同，因受各人气质、环境的影响，再好的方法，也只能给人以一种启示。并非照本宣科，便能得到同样的效果，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在自己读书的探索中反省出来的。师友乃至其他的帮助，只有在自己的探索工作陷于迷惘、歧途时，才有其意义。希望用方法来代替工力的人，实际是自己欺骗自己。

谈到方法，或者有人立刻想到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有名口号，尤其是最近正对此发生争论。其实，假设与求证，无疑地，是科学解决问题的两个重要环节；把这两个环节特别凸显出来，也未尝不可以。但是将杜威的《思考的方法》及《确实性的探求》两部三十多万字的著作，乃至许多与此同性质的著作，简化为两句口号，这是从中国人喜欢简易的传统性格中所想出的办法。简易，有其好处，也有其坏处，我不愿多说下去。不过有一点我得加以指出，即是读书和作自然科学研究，在一下手时，便有很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从材料的搜集与选择开始。材料只能呈现其现象于观察者之前。至于现象系如何变成，及此现象与彼现象之间有何相互关系，材料自身，并不能提出解答。于是研究者只好用假设来代替材料自身的解答，并按研究者的要求，来将材料加以人工的安排、操作，即系从事于实验，以证实或否定由假设所作的解答。但我们所读的书，除了一部分原始数据外，绝大多数，其本身即是在对某问题作直接的解答。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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