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读书治学有四个要诀，学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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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就是“致知之事”，“诚意”就是指“力行之事”，推而至为农为圃、为工为商，各思慎其职而敬其事，便也是做学问。曾国藩与家人书信之中，常谈及自己读书做学问的方法，归而结之可谓静、敬、涤、恒四字：治学首必以“静”，一生诚奉“敬”字，反思改过求新是为“涤”，落实行动贵有“恒”。曾国藩毕生追求学问上进，作为儒家精神的践行者，曾国藩把“静、敬、涤、恒”发展到了极致。

曾国藩（1811—1872年），谥号“文正”，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中国近代史上极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曾国藩曾给家人写过众多家书，其中蕴含的治学之道，至今依然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

学以“格物”和“诚意”

曾国藩生于封建末世湖南一普通农家，经历了10多年不问世事的寒窗苦读阶段，科举成名后步入政治生涯，他才真正接触社会实际，逐渐认识到当时士子学人治学目的的空洞和无用。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他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

从30岁立志“学做圣贤”，曾国藩一直坚持用心研读圣贤经典，注重典籍真言和国事人情的结合，并形成了自己的治学基本观点：治学要经世致用，不仅仅要知其义理，更要解决“格物”和“诚意”问题。

治学首必以“静”

一生诚奉“敬”字

静以正位凝命，如鼎之镇，这是为学的必备心态。心静方能治学，浮躁必一事无成，今人所谓“坐得冷板凳”，此之谓也。曾国藩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十分认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力主克己复礼，主张“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机合辙。曾国藩认为修身治学第一要就是“静”。他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正因为能“静”下心来，曾国藩才能身处乱世心不乱，在宦海纷纶、戎马倥偬中，仍能取得卓绝学业。

曾国藩自有一套“取静”的功夫。他认为心静与否并不取决于外部环境，“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君子立大志，便不会囿于一己荣辱得失而忧之躁之。然世间诸人，少有坚定大志向者，难免会心浮气躁，那么怎么让身心保持安静呢？

曾国藩在给家人的书信以及自己的日记中也给出保持身心安静的具体方法，诸如静观、静坐、静思等等。他说：静观是找准参照物，参照物并不唯一，但首先必先明世界之大、个人得失之小……人生数十寒暑之于古今亿万年，不过须臾；人生目光所及之于浩瀚书籍不过九牛一毛；人生才力能及与万端事变不过沧海之一粒。“每日不拘何时，静坐片刻，来复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此外还包括练字、下围棋、读书等。在家书中，他常让其弟其子多修习静心之法，提点弟弟“在家无事，每日可仍临帖一百字，将浮躁处大有收敛。心以收敛而细，气以收敛而静，于字也有益，于身于家皆有益”。

治学必以敬，才能成就真学问。“敬”是恭敬、谨慎、持重，因为心中存敬，所以更能虚心求学。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敬”的论述。曾国藩认为读书之士人，必须有志、有识、有恒，其中有识就是要认识到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曾国藩时刻保持对学问的敬畏心，家书中与几位弟弟谈到自己早年立志作曾氏家训一事，他说：为作家训采择经史，更知著书学问之不易，像《大学衍义》这些书乃“经史烂熟胸中”且“胸中自有条例自有议论”才能写出，因此家训要等将来自己思想更成熟连贯之时再为之。

曾国藩的“敬”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从《论语》“居处恭，执事敬”，到程朱理学“进学在于致知，涵养则在于敬”，缕缕不绝。及至曾国藩，他将“敬”作为自己修身日课的第一条，即“主敬”，要求自己“整齐严肃，无时不惧。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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