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功能是理解人的生命状态格非访谈录

1994 年秋天，我在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读书。期间，由于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朋友李勇和缪克构的缘故，我认识了他们的老师格非。

当时正是文学的低潮期，格非正在写《欲望的旗帜》。因为家属在北京，他一个人在上海，他的日常生活很简单：白天上课，晚上写作。其他时间里，会接待不少学生和我们这样的文学青年登门造访。

那个时候，好友胡河清的自杀，给了他很大的精神打击。很多现实生活的痕迹，包括更早一些时候知识分子发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都成了《欲望的旗帜》这部小说重要的组成背景。小说发表后，在当时引发了不少争论。

之后，格非差不多有十年，不再写小说。他读了博士，专注于学术。然后离开了工作和生活许多年的华东师大，告别了丽娃河，离开上海，到了北京，落户清华，与家人团圆。

从华东师范大学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格非一直在尽心尽力地当个好老师。十年后，他重新恢复了写作，捧出了他至今最有分量的长篇小说系列 “江南三部曲”。

这个系列里，《人面桃花》记录了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对社会理想的探索；《山河入梦》写的是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实践；《春尽江南》则探讨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在时间跨度长达百年的“江南三部曲”里，不同的中国人都在通过政治、战斗、革命、运动、经济等手段构建他们心中的理想国，寻找他们心目中的桃花源。

和所有的先锋派小说家一样，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痴迷于文体、语言、叙述试验的作家，都开始面对文学越来越边缘、社会影响力消失、大众娱乐的兴盛、纯文学读者流失的现状，不约而同地从抽象从叙述的迷宫离开，回到当下的社会现实，注重故事性和叙事，成了这批作家的选择。

格非也调整了自己的写作。

和以往一样，格非在 “江南三部曲”中延续了特有的坚韧、优雅和睿智，在艺术结构上运用了音乐的对位、赋格构成法，除了对社会表象的出色描写，还将社会生活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升华到寓言的高度，对国人百年的情感和灵魂经历进行了深入挖掘和反思。

“我原本没有写三部曲的打算，只想写一部能够把中国近现代一百年的历史放进去的作品，可收集的素材光笔记就有四五本，总觉得写一个作品不够容纳，才有了这个三部曲的诞生。”

格非承认，写“三部曲”是受马哈福兹的“开罗三部曲”启发，写完《欲望的旗帜》之后——“我是否可以用三个长篇小说来表达我对乌托邦的想法？后来动笔写的时候，我并未完全按照马哈福兹的方式，但也保留了他的一些做法，‘三部曲’的主题大致还是统一的。”

在我的几次采访中，他经常提到拉什迪：“《午夜的孩子》真是杰作，野心勃勃。一位作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还能用那样充满激情的、复杂的宏大叙事去写作，我非常佩服他，这种写作的雄心在中国作家中几乎绝迹。”

最近这些年，身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格非，阅读了大量从晚明到清代的书，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从李贽、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到章学诚、戴震，包括陈寅恪、余英时的相关著述，这些影响都留在了他的小说里。

“写《人面桃花》之前，重读《金瓶梅》使我决定另起炉灶，并发现完全可以通过简单来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我希望从《左传》《史记》这样更深广的中国传统文学里寻找更好的叙事传统，从作品内部人物话中有话、弦外之音的语言及人物关系和叙事中很多微妙的变化等处用力。”

我觉得先锋性永远需要

张英：《欲望的旗帜》之后，你停笔多年，专注于学术写作，然后到了2003年，开始写《人面桃花》，为什么觉得自己又可以开始写了？

格非：写完《欲望的旗帜》以后，我基本上停笔了很多年，也不是说没东西可写，或者说写作遇到了很大的瓶颈，主要的原因是，我就是不想写了，这是当时一个明显的感觉，从情感的角度说，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必要。

你也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社会和文化思潮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也开始读钱谷融先生的博士。我记得当年问我爱人，我将来要是不写小说了，你同意吗？她说，完全可以理解。当然如果有人约稿，一定要我写点什么，也可以写，但我当时没有写作的冲动了。

张英：是因为文学越来越冷落、越来越不重要了吗？

文章来源：《读书文摘》 网址: http://www.dswzzzs.cn/qikandaodu/2021/0313/7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