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时间作水吧睡榻作舟小记卞之琳的尴尬

晚年卞之琳（沈建中摄）

“不上不下”的尴尬

诗人王辛笛讲过这样一件事：1930年代初，他和卞之琳都在北平读书，听说卞之琳初进北大读书时，很多人把“卞”字误读为“卡”，朋友们遂戏称他为“卡”之琳。卞之琳给《华北日报》副刊投稿，有一次索性署名“老卡”，取“不上不下”之意，也表示“吾将上下而求索”。不料，发表出来，反倒排成“老卞”，他大为扫兴。[1]——这也许只是一个故事，它却有一定的暗示性：卞之琳，就是不上不下“卡”在那里；甚至，他欲“不上不下”亦不能得。

“命运”是什么，身在其中的人很难悟透，“身不由己”是大家少不了的感叹。卞之琳几次说他不该被戴上“新月派”诗人的帽子，“被陈梦家不跟本人打招呼挑了几首诗编入了《新月诗选》（同时排斥了臧克家在《新月》上发表过的一些诗，倒使他免被戴上了‘新月派’的帽子）。我确也出入他们（徐志摩等人——引者）的门下，多少陷于‘学院’派圈子里了”[2]。由此我们也不难领略卞之琳的说话风格，既然否认自己是“新月派”，又来了一句：“我确也出入他们的门下，多少陷于‘学院’派圈子里了。”这又是什么意思？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就是不痛快。

卞之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探讨过这个问题[3]，从他老朋友的眼里，从他的情感经历，从他的作品，从他后半生的行为抉择……可是，总觉得不曾直指要害。可以说，他是一个矛盾的人，这有些大而无当，人都是矛盾的；说他是拧巴的人，有些唐突长辈；说他是一个认真、较真、严谨的人，好像还是把一个人看简单了。那么，说他是一个尴尬的人吧，情感中尴尬，与朋友交往中尴尬，写作和做翻译尴尬，诸多尴尬汇集一身。尴尬乃是因为身不由己，命运如此？还是个性所致，命定如此？或许兼而有之？反正，“不上不下”。

这让人不由得又想起卞之琳自己讲过的一个故事：

我先谈谈我的身份吧，我是很怕人叫我作诗人的，不得已临时也可以。还有还害怕人叫我教授，为什么害怕?因为我不是个学者，我那时不过是没饭吃教教书罢了。有一件小事,1955年我到波兰参加密支海维支纪念活动，各国派人去，当时国内大家都很忙，就派了我去。波兰搞组织工作的问我该怎么称呼，我说我是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说这不算头衔，你不是写诗也教过书，就叫 Poet and Professor吧。其实我诗写得很少，教书也是不得已应付一下的。在做学问方面，严格说起来，我也还不是个学者，勉强说起来，我也只是个文学批评家 Literature Critic。批评家对事物可以批评，可以发表点意见，但不是很系统，不是个Scholar。[4]

这段话也可见卞之琳的性格。明明写过诗，却不愿意称诗人，偏偏又冒出一句“不得已临时也可以”，既然“可以”又何必推辞，“得以”和“不得以”，纠结这些又有什么意思？这就是卞之琳。有人说，他对自己有认定，“文学批评家”。恰恰，他不适合做这个，不缺学养，不缺才分，缺手起刀落、干净利索，缺一针见血、酣畅淋漓。尽管，笔者很怀念那个跟李健吾就解诗而辩论的卞之琳，可惜，卞之琳一辈子没有几回那么痛快。就是这个，他晚年也后悔了：

如众所周知,1936年春夏间，健吾曾为文评论我那本有幸被列入风行一时的巴金编《文学丛刊》第一辑的《鱼目集》，把其中一路诗大加揄扬，竟引起了我一点意外的反应。我感到在一些阐释上需要自己按原来的文本安排加以牵引，指出他所说的有点欠妥，不能自圆其说。事实上我写诗以至为文，虽和健吾为文同样会不由自己而东拉西扯，一向另有相当于西方所谓“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或假古典主义）讲条理、讲层次、咬文嚼字的洁癖。健吾为文，特别在三四十年代，总的说来，笔势恣肆，易致漶漫、失控，顾不到逻辑性。写文章偶有败笔，发生漏洞，本来谁也难免。我后来一直后悔，作为作者自己出来说话（健吾又太严肃，说是“争论”、“驳辩”，见《评论选》页334“后记”），总是多事，而批评家说话，是代表读者，总无可厚非。[5]

1934年，靳以与卞之琳（右）摄于北京三座门大街14 号

深知有“讲条理、讲层次、咬文嚼字的洁癖”，又后悔出言莽撞，那么，究竟该如何是好？大约只有尴尬着。

“说卞之琳不好看”

当代人对于卞之琳的印象，恐怕停留在一首诗和一段苦恋上吧？

文章来源：《读书文摘》 网址: http://www.dswzzzs.cn/qikandaodu/2021/0226/5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