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画先立品 作画需养兴 ——读书、习画所悟

读书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中国画在美术标准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品评标准——“画如其人”，即“画品如人品”。老师还说：学会作画之前，要先学会读画。读画，不仅要读懂、读透画里的东西——技法、章法，更要能读出画外的东西——品格、思想、精神。会读画了，再学画。学画，不能只学技艺，而要先立好品。作画，不能视为应付作业，而要养兴，兴致勃勃，自然天成。我在读清代画家王昱的《东庄画论》时，也读到了与老师教导的话语相近的内容，王昱在《东庄画论》中说：“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文如其人，画亦有然。……未作画前全在养兴，或覩云泉，或观花鸟，或散步清吟，或焚香啜茗，俟胸中有得，技痒兴发，即伸纸舒毫，兴尽斯止。至有兴时续成之，自必天机活泼，迥出尘表。……作画时即偶然酬应皆不可轻率，盖每写一图必有着精神处，若率意草草，此最是病。”最初，我对老师的话和王昱的论述不是很理解，后来，我自己开始作画了，在研习前辈画作和了解前辈人生的过程中，在深入现实生活和创作实践的过程中，我对老师和前辈的教导漫漫有所感悟，我将老师和前辈的教导归纳为：学画先立品，作画需养兴。

我所悟是否正确呢？因为我是后辈，我的创作经历不足以为据，我还是以先辈的创作经历来推证。

中国古代的绘画艺人主要有三类：一是宫廷画师，二是民间画匠，三是文人画家。

宋以前是宫廷画师和民间画匠的天下：宫廷画师为帝王将相作画，以国家的政治纪实、军事记事和宫廷活动为主题，反映的是皇家的精神思想和审美意识，只能体现画师的绘画才智，而不能体现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不能将自己的思想流露于画间；民间画匠则以绘画为生存方式，迎合一般市井习俗绘画，严格意义上讲，他们作画也没有以自己的思想为主导，当然在审美理念方面各有所重，只能反映各自的绘画特长。因此，宫廷画师和民间画匠的画不能以“品”来论。能以“品”论的是文人画，即文人士大夫们创作的画。

魏晋南北朝时期顾恺之的画应该是最早的文人画，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文人画之说。顾恺之打破秦汉以来“人物画必为统治者服务，必当统治者的宣传政教工具”的成规，开“以画作反映个性思想的浪漫主义情怀”的先河。我们都知道《洛神赋图》是顾恺之依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写的《洛神赋》有感而作的，顾恺之以表现人物神韵和情态为目标，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将《洛神赋》中充满诗意幻想的浪漫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创人物画新境界。《洛神赋图》与以“教化”为目的的人物画不同，它会让读画之人随画中情节的变化而产生情绪波动，仿佛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后世品评画作的书籍里，都将顾恺之的人品、艺品、画品推为第一。第一品，让顾恺之成为不朽的画家，其画成为不朽的画作。《洛神赋图》是顾恺之有感而作的，我认为“感”的过程，是一个蓄兴的过程，兴发而作，“迥出尘表”。

士大夫是古代中国对于社会上的士人和官吏之统称，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社会上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而政治是绝大多数士大夫人生的第一要务。不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竹林七贤”，与绝大多数的士大夫的志向不一样，“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但他们又有狂放不羁、放浪形骸的一面。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败的朝廷中工作。这种精神气质对‘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

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的文人士大夫们创作的文人画，有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标榜的是“士气”和“逸品”，讲求的是笔墨情趣，并注重书法、文学等修养及画中意境的表达。文人士大夫们作画，多取材于山水、花木，为的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以物寓意。陈衡恪先生说：“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文人士大夫们作画，不轻易动笔，总愿意细细品味，待兴至而为。记得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复述了文同告诉他的一段话：“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文同对苏轼说的话与王昱在《东庄画论》说的应该是如出一辙的，都在强调作画要养兴、要乘兴。文同所说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是养兴的过程，“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指的是乘兴而作，因此，文同的竹“天机活泼”，有着别于职业画家的新意。著名书画鉴赏家、画史评论家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品评文同笔端之竹“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宣和画谱·文同》品评文同的竹画“托物寓兴，则见于水墨之戏”。人们对文同的墨竹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是文人画开始兴起的标志之一。确实，墨竹后来成为了文人画的一个重要题材。元代的吴镇还搜集了学文同画竹技法的宋元画家二十五人小传，编写了《文湖州竹派》一书。“湖州竹派在宋以后的八百多年间，影响一直不衰，其中最著名的受惠者有元代高克恭、赵孟頫、李衎、柯九思、吴镇，明代王绂，清代郑燮等人”。竹后来与梅、兰、菊成为了文人画中的“四君子”，以示文人的君子之品。君子之品也为社会传递了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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