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边思絮十则

中国画论浩若烟海，画家穷其终生难窥堂奥一隅。余读书编书兼及笔墨实践，从“选择”二字出发，择其心得所系，列题如此，供诸君深讨，亦作抛砖引玉。定名《砚边思絮十题》，后又改为此名，以期与读者交流。

中国传统绘画深受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和陶融。刘勰云：“人文之始，肇自太极。”（见《文心雕龙》）由此而出发的中国画与其他民族的艺术拉开了距离。它的不重写实的“心象”观，强调人格品操的中正观和以书法入画的笔墨观都与西方造型艺术不尽相同。它虽不长于以宏大叙事的方式直接参与社会变革，但仍表达着真切的生活感受和深刻的人生意义。它“内修心而外益世”，“抒胸臆以振斯文”，通过养心修身和知世悟道完成“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归于至善，“渡己”也“渡人”。

程大利 磨洗山河心所寄 48cm×1121cm 纸本墨笔 2018年

讲究“人”、“文”双修的中国画之所以不易于普及，是因为它对欣赏者有文化要求。“文”是进入中国画创作和欣赏的门槛。因“文”而“共成化育”，不仅是“表现”、“再现”问题，是“体道艺之合，究圣哲之蕴”，画画是为了修为，修成君子。中国画的最高指归是“内美”，屈原有诗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内美修能”涉及人格塑造。中国画是“化激情作为流水”的艺术，求静、求深。热烈不是宣泄，冷静不是冷漠，最忌高远失中、偏执不平；观通不妨照隅，求末亦是归本。这是中国画的本质特征，它的最大功能是让人静下来、淡下来，慢下来。传统中国画从不表现杀戮和血腥，却亲近造化，是自然的歌者。它追求至静至远，调和天人。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知识分子无论达或穷，书画都是修为的手段。

“逸”是宋之后，贯穿中国画精神的一个核心命题，如果仅仅把“逸”看作是“文人画”的产物，这认识是狭隘的。“逸”是笔墨文化成熟的标志。“逸”关乎才情，更关乎修为和境界。历来对“逸”的论述可以概括为六个字：不象—不愿拘泥于物象，“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实在是不屑于那个“象”。自由—忠实于个人情感。不做，不刻，不雕，不期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如果做出来的也可能达到了“妙”和“能”，在流和做之间也能达到“神”，但“逸”必然是流出来的。出尘—与“意识形态”无关，不为谁服务，不为时风左右，不取媚于大众。当然它又绝然不是与社会对立，它是通过内省而达至善；人们欣赏它得先要提升自己，修养到一定的功夫，才能有所解悟。

气韵一词，最早见钟嵘《诗品序》，内有“九品论人，七略裁士”句，“九品论人”是国家选拔人才时分人物为九品（见班固《汉书·古今人物表》），选才考试依据为“七略”（指刘向、刘歆所编诸子诗赋的总目）。由此形成了重视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世说新语》等书中有很多当时品评人物的记载。气韵一词最初喻人，后用到文章诗赋的品评中，如梁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气韵一词成六朝文化的精神所在。南齐谢赫在论人时也用了“气韵”一词，他在《古画品录》中评张墨、苟勖时说到“风范气韵，绝妙参神”，我们能由此想像出这两人的气质。在六法中谢赫把“气韵生动”列为第一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在人物画发达的当时，人物的气质、韵致、风度、神采，乃至修养、性情均应是“生动”的。后来这个要求推广到对山水画和花鸟画的要求上，成为对画面境界的要求，经过自张彦远以来尤其是元明清以来历代评论家、画家的诠释，气韵生动成为对中国画的至高要求。但后人有将气韵生动理解为技术上的墨法者，此大谬也。明唐志契在《绘事发微》中说：“画山水贵乎气韵，气韵者非云烟雾霭也，是天地间之真气。”故理解气韵生动着实须下番研究功夫。前人经验是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物色在于点染，意态在于转折，情事在于犹夷，风致在于绰约，语气在于吞吐，体势在于游行，此则韵之所由生矣。气韵者是不修、不做、不雕、不刻意，气韵是“创作”不出来的，是流露、是生发、是无意而为，如行云流水，得之于心，应之于手，自然而然的天成之物。气韵与急功近利相悖，与世俗也不相容。所以当下之“创作”，不见气韵也就不足为怪了。

汤用彤先生说：汉人朴茂，晋人超脱。又说：汉代相人以筋骨，魏晋识鉴在神明。画家当细细品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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